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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公力推进之路径重塑

发布时间:2020-12-08

刑事和解公力推进之路径重塑

基于被害人保障维度的考量

段体操  

在报复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转型中,“刑事和解”[1]作为“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和解”,兼顾被害人保护与加害人回归的双重优势而日趋繁荣。部分地方司法机关单独或联合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并开始试点,刑事和解经验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目前的和解模式中,公检法机关推进仍是最主要方式,尤其是作为纠纷裁决者的法院促和。[2]在公权力促和的案件中,司法人员能充分利用熟悉案情的便利条件最大程度地促成和解,但在功利性动机的驱动下,公权力推进式和解可能过于突出物质赔偿而忽视被害人的情感谅解进而有过度推动之嫌,如同双刃剑一般,会对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本文便是基于上述考量,从司法实践的个案考察入手,探寻公权力推进[3]的驱力及其困境,并解述公权力推进如何在当前和解模式中实现破局。

一、公力推进式和解之现实考察:

应然与实然间的碰撞

【案例一】2009年10月21日19时许,被告人曾立文、曾立孟与朋友一起到东莞一湘菜馆吃饭,酒后曾立孟做出敲打玻璃等不文明行为,遭到餐馆经营者王勇的劝阻,随后曾立文、曾立孟与王发生争吵和相互推拉。此时,曾立文拿起啤酒瓶砸中王的头部,随即又持破碎的啤酒瓶猛刺王的头部、脸部、手背等部位,后两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被害人王勇多处受伤,左眼球破裂,所受损伤为重伤,五级伤残。本案被害人暨饭馆经营者是一个怀揣主持梦想的青年人,面部受损彻底毁灭了他的梦想,因此其情绪较为激动,给法院施压要求赔偿并重判被告人,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闹诉甚至信访事件。在审理阶段,承办法官考虑到该案因民间琐事引起,便主动联系双方当事人力促调解。法官经过多日不断的斡旋与劝解,终于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曾立文家属方面为被害人王勇支付2.4万元医疗费及一次性赔偿24万元经济损失,被害人出具刑事谅解书并向法院申请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法院鉴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遂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曾立文、曾立孟有期徒刑六年与三年。被害人王勇曾以量刑过轻向法官表示不满,由于其明确接受了24万元的赔偿款而没有采取过激行为。宣判后,两被告人也以量刑较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2010年10月16日21时许,在河北大学内一辆大众轿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司机李启铭不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送女友回宿舍楼。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被撞女生陈晓凤于17日傍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女生张某晶重伤,后脱离危险。肇事者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后经证实了解,该男子名为李启铭,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此事一出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11月初,在多方协调下,李启铭家人和陈晓凤父母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陈晓凤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 2011年1月30 日,望都县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李启铭有期徒刑六年。报道称,陈晓凤父母已经拿到协议中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不能接触记者”。被害人陈晓凤的律师称:“后他们(陈晓凤父母)迫于压力,最后放弃。和李刚达成和解。”[4]

上述案件中,一宗为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普通刑事案件,另一宗是曾深陷全国舆论漩涡中的焦点案,两宗案件在政法机关竭力的“关怀”下均以调解成功且被告人从轻而告终。虽然得到数目可观的赔偿款,但是被害人方面显然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未能有效谅解,两宗由公权力推动而达成的和解案件最终仍是“和而不解”。据统计,广东省珠三角地区某基层法院2009年受理刑事案件2108件,成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为89件,和解率为4.22%;2010年受理刑事案件1903件,成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为126件,和解率为6.62%。其中,90%以上的刑事和解案件由法院启动和解程序,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与公安、检察机关促成的和解案件不足10%,足以说明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启动并促成和解仍是主体。[5]调查显示,上述数据也基本反映该地区刑事和解推进模式的现状。

在刑事和解泛化适用中,基于政治维稳的考量,公检法机关[6]对和解程序的推进往往不遗余力,达成和解亦成为评价案件社会效果的重要指标,而达成和解的本源意义遭到一定程度的漠视。在良好动机的驱动下,办案人员常常把情理、心理等因素从个案情境中剥离,将达成和解的标准外化为被害人从加害人处得到充分的经济赔偿,甚至充当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参与到利益博弈的斡旋中,对当事人施加压力。曾立文案、李启铭案和解程序的启动与协议达成,无一例外都留下公权力强力推进的痕迹。这种公权力推进式和解大多面临着“三高一低”问题,即效率高、成功率高、赔付比例高与被害人满意度低,其现实表现如下:

(一)被害人置于程序中心,但其权益未作为核心考量

在当前的控辩式诉讼模式中,被害人仅仅作为证人的窘境使其根本无法影响诉讼结局,常常处于诉讼的边缘地位。但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人不再是单纯的“证人”角色,他控制着被告人是否成为罪犯或刑罚轻重的筹码,这意味着被告人的命运掌握在被害人的手中。在曾立文案、李启铭案的和解商谈中,被告人方面多方努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以求谅解的事实,无疑昭示着在刑事和解的语境下,作为和解当事人之一的被害人回到了刑事领域的中心。[7]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中心地位往往表现在形式意义上,一些案件基于政策功利性目标考量而力促被害人接受调解的情况仍大量存在,这种和解并没有将被害人的有效谅解作为价值核心予以考量。

(二)加害人缺席和解商谈,使得情感谅解成为空谈

刑事和解过程的预设要求是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的交流以利于心理忏悔与发泄仇怨,实现双方心灵上的沟通以形成有效谅解。[8]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羁押规定常常使得一些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较长时间地处于看守所羁押状态中。如无合法的审批手续,在案件开庭之前,被告人除律师可以相对自由会见之外,其很难见到本人家属,更是无法与被害人或其家属进行面对面的和解商谈,以表达内心忏悔并请求谅解,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经济与精神损害。这也是曾立文案、李启铭案中,参与和解商谈的双方本应是被害人与被告人却变成了被害人与被告人家属的客观原因,部分案件甚至变成了双方家属的直接对话。尤其是作为和解关键角色之一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缺少真诚悔罪并与被害人方面情感交流的前提下,其本人深刻反省与真心悔过的程度也极为有限,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宽恕。

(三)和解意愿的不当干预,造成“伪和解”的出现

为了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回应舆论的关注与平复被害人的情绪,公检法机关往往力促和解协议的达成,基于上述目的,不仅没有为被害人理性选择创造便利条件,相反主动进行相应的明暗示、诱导,或施加压力。这种和解往往是仅注重物质赔偿,而忽视精神修复的“伪和解”。曾立文案、李启铭案都是如此,前者被害人家属在拿到赔偿款后被“规定”书写谅解书与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后者领到赔偿款被逼“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这种忽视被害人与被告人情感交流的谅解给外人以“以钱换刑”之嫌,而被害人方面的仇怨却始终未能化解,因此出现虽左手拿着赔偿款,右手依然挥舞着对社会与被告人的不满,要求重判被告人的呼声不止。

 

二、公力推进式和解之驱力:功利目标与社会诉求

刑事和解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强行推进既有功利化政策动机,也有着司法者的职业责任感与正义感使然,多种因素交织造成了本应重视的被害人权益被物质化,和解被简单的经济赔偿所代替。

(一)功利化政策目标的驱动

刑事和解制度是围绕着被害人保障而生成的,其核心因素就是国家须适度让出对犯罪的部分处置权,倡导被害人与社会机构参与到对加害人的惩罚中去,通过积极参与旨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而失衡的“加害人-被害人-社会”三方利益。刑事和解的最佳状态是实现被害人、加害人和公共利益的均衡保护,通过和解程序的运行寻求国家、被害人和加害人利益的最佳结合点。然而,国家权力谋求的政策目标与被害人的诉求未必完全一致,有时甚至相矛盾。例如,出于诉讼效益、和谐维稳的需要,公权力在启动和解程序时有明确的非诉讼化、轻刑化等政策倾向,以减少当事人可能产生的闹诉上访,实现维稳的政治目标,被害人方面却可能由于强烈的报复意愿要求尽快追诉,期待通过司法程序使被告人受到应有重罚。这种矛盾一旦出现,国家机关极可能在在功利性目标动机的考量下,忽视被害人的意愿与要求而强推调解,此时刑事和解就沦为了贯彻权力意志与政策目标的工具,被害人再次被边缘化,成为协助国家完成刑事政策目标的砝码。

(二)被害人保障与执行白条的双重压力

司法实践中,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大多为伤害、抢劫、杀人等侵犯公民健康、生命权的暴力犯罪,被告人常常面临着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在这种状况下,被告人及其家属对履行文书义务也产生对抗、抵触情绪,不配合执行或规避执行成为常态。即便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告人有履行能力,经过漫长的侦诉审程序,也失去了最佳执行时机,致使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大多成为法律白条。被害人救济补偿机制的缺位,被告人赔偿能力的欠缺常常使得被害人面临人财两空的悲惨之境。

当被害人的求偿请求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为平复自身的情绪,其必然会将仇恨与不满转嫁于对犯罪人或被告人的求刑上,质疑甚至不满法院的判决(即便是最公正的判决)。被害人方面往往从个人愿望考虑要求法院重判,当其诉求不能被满足时便认为裁判不公,进而选择“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上访、控告等。被害人这种诉求表达方式,客观上使得司法机关时常面临着一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面对可能出现的上访、闹诉等后果,以及被害人方面悲惨的处境,法官无论出于工作考核的压力还是社会道义的考量,均想促成和解缓解被害人的经济窘境,这也成为法官应对执行白条与被害人救济机制缺位的良方。

(三)超职权的要求与法官业绩考核的推进

伴随着社会转型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无论是党委政府,抑或是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期待不断提高,要求法官不仅要解决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还要彻底化解纠纷,把“问题搞定”,实现无上访、无控告、无申诉,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否则涉诉信访等后续难题仍要由法院自行处置,这也是每一级法院都设有信访部门的根本原因。“摆平就是水平”成为基层纠纷化解要求的真实写照。同时,在目前司法管理体制下,法官同样面临着办案质量与效率考核的压力,办案数、上诉率、上访率、改判率成为年终必考(核)项目,而积极促成双方和解力争避免可能出现的上诉上访成为第一选择。在超越职权的纠纷化解要求与法官绩效考核的双重压力下,法官强推赔偿实属无奈而又不得不为之举,这种积极推进有时不免地陷入和解过度化之嫌。

 

三、公力推进式和解之困境:价值偏离与角色冲突

刑事和解公权力的强力推动,不仅可能偏离刑事和解制度设计的初衷,忽视被害人精神方面的修复与慰藉,损害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还易使制度核心的被害人陷入再次伤害的境地。

(一)容易偏离制度设计初衷

公权力推进式和解,往往以达成赔偿协议为目标,这种方式虽可弥补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失,客观上起到一定的精神抚慰作用,但是很难达成实质性的情感谅解,一定程度上它偏离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初衷,从而出现了一种所谓刑事和解中的“规范交易”,即本应援引刑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愿,又援引其他法律规范的规定,并与刑法规范的要求进行“对价”交易的行为……即对受害人通过物质上的抚慰,换取其对加害人的谅解,并在国家刑事惩罚中免去或减轻对加害人人身自由的限制。[9]在此过程中,加害人虽获得了刑罚减免,却未必真心悔过,因在其看来,刑罚减免是其以金钱换来的;被害方虽获得了加害方的金钱赔偿,也未必对加害人真心宽恕,在其看来获得的经济赔偿本来就是依法应得的,反而为此付出了舍弃或部分舍弃对加害人加以刑罚报复的额外代价。在这样社会心理下,“刑事和解”实现的可能变成了被害人的刑罚报复权与加害人的财产权的对价交换。

(二)容易造成角色定位的冲突

在国家公权力促和的模式下,司法人员不再是消极地等待当事人双方的自行和解,而是对那些有和解基础的案件,积极、主动地联系双方当事人进行各种斡旋调停工作。由于我国的“官本位”影响较重,这种由公权力介入和解的方式,促和解协议达成的成功率较高,但是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可能会遭到漠视。在这个利益博弈与交易的过程中,司法人员也会陷入“从中立裁决者到和解调停人”的角色困惑与尴尬中去,常常无意或有意间充当了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的“传声筒”,司法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与职业操守极有可能受到双方的质疑,在这一语境下,使法官陷入“出力不讨好”而左右为难的境地。这一方面体现了法官裁判者与和解调停者角色的冲突,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和解程序的介入隐藏着抑制权利主体自由意志、有强推权力意志的危险。[10]既然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权利为核心构建,和解就应该是权利主导的场域,权力应“边缘化”,以避免对权利主体造成的干预。

(三)容易造成被害人二次伤害

在“国家—被害人—加害人”的三维关系中,国家将一定的案件追诉权让渡给被害人,被害人是否接受和解,不仅决定着被告人的处遇,也涉及到非诉讼化等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只有当被害人选择接受和解,被告人才可能实现轻刑化处遇,国家诉讼效益的政策目标才能够落实。但任何政策目标的实现均不能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只有当接受和解、放弃追诉是出于被害人真实意愿的选择时,刑事政策目标的实现才具备了正当性前提。如果在和解制度运行中,被害人缺少自主选择的空间,那么这一制度便有悖于其设立的初衷。所谓“谅解”的达成是被害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较之赔偿,这点容易被忽视。然而,正是这一点与和解的制度核心价值紧密关联。和解制度所谋求的超越正式司法程序的“恢复性”社会效果正在于此。因此,权力强行推进的刑事和解极易忽视被害人的这种真实心理感受,使其遭受第二次伤害而产生不正义的感觉。[11]

(四)容易催生权力寻租

从司法实践来看,能否达成刑事和解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加害方的经济条件。经济实力较强的施害者有着更强的经济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通常更容易得到受害者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实力不同的案犯在相同和类似情况下,受到的刑事处罚可能会截然不同。这种变相的“以罚代刑”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公。在任何时候,司法都应与金钱划清界钱并保持理性的距离,惟有使金钱势力保持对于司法的敬畏,才不会出现“金钱万能”,社会才不会“失去最后之倚仗”。当金钱因素一旦成为司法判决的条件,那么司法的独立性与法律准绳的惟一性也就随之丧失。当富人藉以金钱获得了宽免,法律所标榜的公正正义也随之消减。如果这种和解程序又增加了权力干预,弱化了程序监督,刑事和解无疑为权力寻租进而滋生腐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当权力干预再被附上赤裸裸的恶意动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境遇只能比正式程序更糟。 

 

四、公力推进式和解之进路:程序改良与机制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公权力推进式和解只是宣言性地赋予被害人和解程序的选择权,并不能充分保证被害人在和解中享有中心地位。只有通过被害人权利的程序保障, 逐步推动现行的公权力推进式和解向社会第三人主持的和解模式转型,并保持公权力应有之退让,才能有效防范公权力推进给被害人造成的两次伤害。当然,目前针对公权力推进模式的破局之道,亦应围绕被害人保障予以建构:

(一)尊重被害人程序选择权,减少公权力干预

被害人接受和解是否出于谅解被告人,这是一个纯粹主观范畴,法律无法设定标准排除被害人接受和解仅仅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但被害人对被告人的真诚宽谅却构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伦理基础。对此虽然无法设定实质的判定标准,却可以转换为程序上的控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平等、自主的对话程序凸现了对被害人主体尊严的尊重和对被害人情感利益的关注。和解程序应为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商谈屏蔽不正当干涉,同时促成双方合意形成。因此,在程序完善上应作如下考虑:一是,和解程序的启动应具有权利选择性,而非权力推进性。在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中,是否与被告人进行和解对话是被害人的权利,国家机关应对被害人就此项权利及其法律后果进行详尽告知,而没有是否进入和解程序的裁量权。[12]二是,和解程序应减少公权力干预,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促成被害人对被告人的宽恕。既然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权利为核心构建,和解就应该是权利主导的场域,权力应“边缘化”,以避免对权利主体造成的干预。[13]

(二)创设被告人参与会商机制,注重被害人情感损害的修复

刑事和解的修复机制要求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的商谈与情感互动,这种情感互动与发泄对被害人心理的抚慰与修复是任何医术高超的心理医生都难以达到的。基于此,建议对于目前被告人羁押机制作出一定的变通处置,通过公检法的协调配合,使得被告人在庭审之前能有机会亲自参与和解商谈,在对被害人作出力所能及的经济补偿之后,真诚向其悔过并表达内心忏悔,抚慰被害人方面受重创的心理伤害,以达到刑事和解制度价值目标之要求。

(三)推动调停人模式转变,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和解

公权力具有突破既定边界向外扩张的倾向,除非这种权力扩张受到制约。就刑事和解而言,作为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和解,国家权力在其中的作用应限定为协调的第三方,而不能充当和解与否的决定者。要减轻公权力的这种扩张冲动,除减少其诱导的功利性目标之外,积极寻找公权力之外的第三方充当调停人,减少公权力对和解程序的参与程度是根本之道。改革并规范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机制并赋予其刑事和解调停人的职能可作为解决现实困境的有效尝试。[14]目前我国多个地区相继成立并运行的刑事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和解调停人模式的改变提供了实践经验,对于该类专业调解委员会国家要给予积极扶持、信任与“勇于交权”,使其逐渐能够承担起原有国家公权机关所承担的调停人角色,将公检法机关从调停人角色中解放出来,担起法律赋予的相应职能。[15]

(四)出台与和解相衔接的被害人救济机制,摒弃和解后顾之忧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的经济赔偿款无法执行兑现的现象十分普遍。被害人在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与不畅情形下,只能等待和忍耐,这种痛苦反应的危险扭曲,开始并不被人发觉,但却可能出现极具毁灭性的危险反应,包括闹诉、上访甚至报复社会。国家不应抛弃那些人身或财产受到犯罪侵害的人,应建立统一性的救济补偿机制,加强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救济。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17个省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并开始试点,但仍缺乏全国性的制度规范,[16]因此,制定全国统一性的刑事被害人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刑事和解之后续保障已迫在眉睫,资金筹集可采取财政拨款与社会募捐的方式并行。唯有被害人在物质损失弥补上有了底线保证,其在和解意向的选择权才具有实质意义,和解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修复才更具实现价值。

(五)设置和解审查与救济程序,防止出现违法和解

在制度设计层面,尽管要努力避免国家公权力对刑事和解的干涉,遵循双方的自由意志,但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出现的和解机制,对被害人权利进行特殊关照与保障仍是国家需承担的责任。因此,在刑事和解程序达成之后,具备裁判职责的法院应对和解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一旦发现有违被害人意志的强迫和解或违法和解的情况出现,经审查后法院可经法定程序撤销和解协议,裁定启动正式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解协议生效后,只要在追诉时效内,被害人仍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和解。这也是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强迫和解的有效救济。[17]

 

五、结语:从公力推进到社会协商模式的转型

在我国当下公检法机关推进的刑事和解模式中,其从探索伊始就被寄予太多期望。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力推动型模式虽然在保证被害人权益以及节约诉讼成本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其过多的功利性价值目标成为“系在雄鹰翅膀上的黄金”。在和解程序中,国家公权力在满足功利目标与被害人保障方面要保持平衡实属不易,这就要求公权力要适度让位于被害人权利并保持相应的克制。

从公权力推进模式为主导[18]向社会协商模式为主导的转型是刑事和解的一个发展趋势,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性调解组织可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也是解决现有的公权力调停人角色困惑的根本之道。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诸多配套机制的逐步落实,也是一个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当前语境下,刑事和解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绝不仅取决于模式本身是否设计足够完美,为刑事和解创造良好的实施环境并保持公权力的适度退让是更应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系PG电子官方合作平台法官)



([1])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早而有之,其内涵与适用范围至今仍存争议。它与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虽属两个概念,但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由于兼具物质补偿与情感谅解的双重要求,亦被认为是实质意义上的刑事和解。本文的探讨重点不再纠结于上述问题,主要是在承认刑事和解实践的基础上对其公力推进模式进行研究。

([2])正如学者所指出,“在中国,由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得不到专业律师的帮助,而且中国民众对权力又有较强的依赖性,在刑事和解协议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国家公权力必须在场并且要发挥积极作用,以保证和解协议的自愿合法和公正。”卞建林、王立:《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3])文中所提及的刑事和解的公力推进是指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借助公权力之影响主动推进刑事和解达成的一种模式。其中,司法机关推进占据主要部分。

([4])《我爸是李刚案昨宣判 李启铭一审被判六年》,载http://news.sina.com.cn/o/

2011-01-31/065521 903056.shtml,于2011年5月16日访问。

([5])权力推动式和解仍是主要的和解方式,上述数据基本反映珠三角地区某基层法院近两年来刑事和解的现状,这也是该市法院系统刑事和解的主要模式。

([6])刑事和解的公权力主体包括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在目前语境下,法院是刑事和解的主要推动者。林志毅:《刑事和解主体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16-117页。

([7])韩红兴:《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反思与矫正》,载《法学杂志》2011年底4期,第86页。

([8])魏琳:《刑事和解制度初论—以刑事犯罪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4期,第37页。

([9])谢晖:《论刑事和解与民间规范》,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2

([10])王一俊:《刑事和解》,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版,第232 页。

([11])徐阳:《刑事和解中权力过度推进之危害及其防范被害人保障角度的考量》,载《法学评论》2009年底6期,第132页。

([12])黄京平、甄贞:《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13])[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14]) 2007年,扬州市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相继四川、福建、天津等省市多家法院单独或者与公安局、检察院联合探索建立刑事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改变以往单纯由国家机关推进和解的模式。

([15])当前实践中,刑事和解主持者多由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来担任。尽管有的地区尝试了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的模式,但实际上办案人员仍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指导和协助人民调解员进行刑事和解。宋英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构想》,载《2010年“刑事和解的中国经验”论文集》。

([16]李恩树:《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落地两年地方司法机关执行给力,全国17个省出台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 载法制日报2011年2月10日第5版。

([17])徐阳:《刑事和解中权力过度推进之危害及其防范被害人保障角度的考量》,载《法学评论》2009年底6期,第135页。

([18]刑事和解推进模式是多元化的,且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需公权力加以推进,部分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可选择自行和解或由社会组织等积极推进。基于行文篇幅考虑,本文主要探讨公力推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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